李冠杰老师讲康平本伤寒论录音全集+李冠杰讲康平本伤寒论文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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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冠杰老师讲康平本伤寒论录音全集+李冠杰讲康平本伤寒论文字稿:

内容参考:

《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本为一本书,被后人整理编撰后才分为两本书。书中所载方剂组方严谨,疗效卓著,被中医界奉为经方,所阐述的理论体系则被称为经方理论。这两本书是我国现存较早的方书,被称为中医“四大经典”之一。由于成书年代久远,本书历经了散佚、搜集、整理、编撰、补充、加注,甚至篡改等种种变故,两书在传承的过程中都形成了多个不同的版本,而且不同版本之间在内容和结构上存在较大差异,这就给今天的学习和研究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所以,要学好经方理论,用好经方方剂,就首先要对经方著作的各个版本有一大致的了解,在此基础上选择一个最佳版本作为学习范本,同时再参照其他版本方可达到少走弯路,全面而准确的掌握经方理论的目的,为经方的临床应用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伤寒论》的版本问题

 

由于《伤寒论》一书不仅载有相当数量的经方常用方剂,而且还通过“三阴三阳”六种典型的常见疾病类型的证治,对经方理论进行了全面的阐述。所以,此书历来都被经方学者予以高度重视和关注,也正是因为如此,对经方原著进行加注、补充、修改、调整的注家屡见不鲜,致使本书形成了至少十余个不同的版本,而且互相之间的差异也非常明显。因此,有必要对诸版本进行一个大概的了解,以便学习中加以鉴别和选择。

 

《伤寒论》一书到目前为止能见到的大致有十一个不同的版本。其中《桂林古本伤寒杂病论》(又名《白云阁本》)、《长沙本伤寒杂病论》(又名《刘昆湘本》)、《涪陵本伤寒论》三个版本的真伪,在学术界被多数学者提出质疑,尚有待进一步考证。另外八个版本为:《敦煌本伤寒论》(简称:《敦煌本》)、《康治本伤寒论》(简称:《康治本》)、《康平本伤寒论》(简称:《康平本》)、《金匮玉函经》、《高继冲本伤寒论》(简称:《高继冲本》)、《唐本伤寒论》(简称:《唐本》)、《宋本伤寒论》(简称:《宋本》)、《注解伤寒论》。其中:《敦煌本》因系残卷,文字内容较少且与其他某些版本的对应内容重复,所以其价值主要表现在对《伤寒论》版本及沿革的研究方面。《康治本》系由我国传入日本的版本之一,因其仅有条文65条,方剂50首,且其条文内容与多数版本中的对应内容基本相同,故只能视为精简本。《注解伤寒论》的正文部分内容与《宋本》基本相同;《金匮玉函经》虽然结构为前论后方,但其整体内容也与《宋本》大同小异。另外还有《高继冲本》和《唐本》两个版本,虽然都各有特色,但是由于被后人改动较大,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问题,不宜作为学习的范本。所以,长期以来,只有《宋本》因是经宋代国家校正医书局进行了严格的校对且内容相对完整的一个版本,一直被公认为学习《伤寒论》的“善本”,直到近代(1947年),《康平本》的回归,才使这一局面出现了新的转机。据考证《康平本》可能是在唐代由日本僧人作为“遣唐使”来我国留学时抄录并带回日本的抄本,此后一直在寺庙和极少数收藏家之间传抄收藏,直到近代(1937年)才得以在日本出版发行(相关资料可参阅李顺保编著的《伤寒论版本大全》一书)。由于《康平本》有着与其他任何版本都不相同的排版方式,所以其所蕴含的信息量和学术价值也较其他版本要高的多。但是因其是流传他国后又回归的一个版本,所以只有在确定其真伪的前提下本书的价值才有意义。因此,需要对《康平本》的真伪进行认真的考证,并进一步对该书给学习经方理论所带来的影响等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康平本》与《宋本》相比较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所有文字内容与《宋本》中的对应内容大致相同。

 

第二,书中无《评脉法》、《辩脉法》、“可”与“不可”及“子目”等诸篇。

 

第三,书中无宋代林亿等人所加的注解内容。

 

第四,所有正文以不同的排版方式分为顶格、降一字格和降两字格排版三大类。

 

第五,正文中夹有多处小字嵌注,有的条文末尾有小字或大字附注。

 

第六,正文旁有多处小字旁注。

 

第七,书中有多处阙文或阙字,并以方框示之。

 

第八,正文中个别关键字与《宋本》不同。

 

作为一部古籍,《康平本》以上诸多与《宋本》的不同点给我们传递了很重要的信息。例如:正文三种不同的排版方式,若按古代的书写惯例则应该是分别出自不同的作者之手笔!而这种情况是其他任何一个《伤寒论》版本所没有的。这是一个关系到已经学习了一千多年的《伤寒论》到底是出自一人之手笔,还是由多个作者所作的重大原则性问题。因此,我们不能不对《康平本》的真实性进行认真而全面的考察和分析。如果能证实该书真实可信,则历代在经方理论研究中形成的诸多看似“正确无误”的观点和结论都必需进行重新审视,若《康平本》的真实性不可信,则此版本则会变的毫无价值。

 

有关《康平本》样式的《伤寒论》在国内几乎没有任何的历史记载,而日本方面的记载也仅局限于由中国带回日本之后的一些承嗣过程及相关资料,没有任何有关其所抄录底本的相关信息。所以《康平本》的真实性只能从现有的文字资料中进行考证。但是,该书因年代久远,又经多次传抄而且是在非本土的环境下流传的,所以无论是从文字上还是从排版方式上必会与原底本存在一定的出入,因此在考证的过程中不宜过分的着重于某个具体的字或是某个具体段落的合理与否,而是要更多的从宏观的角度来考证该书真与伪的可能性。

 

从全书内容来分析。《康平本》所有正文几乎在《宋本》中都有相应的内容,特别是全部398条条文,除个别条文的顺序和个别文字略有不同之外,所有条文内容基本是一一对应的。《康平本》作为一部流传至国外历经一千多年且经过了多次传抄的古书,在主要内容上仍与《宋本》保持着惊人的一致,这至少可以说明此书在总体内容上不存在伪造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康平本》全书的内容都是真实可信的,在整体内容上不应该视为伪书。那么,余下的问题的就是《康平本》与《宋本》的不同之处,有无出于某种学术目的而造假的可能性了。

 

从篇目上来分析。《康平本》没有《宋本》中《辨脉法》、《平脉法》及“可”与“不可”诸篇和《子目》等篇目内容。这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是原书即是如此,第二种则是后人出于某种学术诉求而特意将以上诸篇删掉了。事实上,以上诸篇内容各属不同的情况,《辨脉法》和《平脉法》两篇,历来就有学者认为是出自王叔和之手。而“可”与“不可”诸篇在《宋本》中则有明文说明,此为王叔和对原著条文所进行的分类整理并加入部分自己的内容而附于原著之后的,故此部分篇目本不属原著内容无疑。《子目》部分系宋代校正医书局林亿等人对原文进行整理之后而附加的内容,也不为原著所有。所有这些内容均不见于《康平本》绝非偶然,如果是第二种可能性,做此删改的目的则是很明确的,删掉《子目》等内容(另外还包括林亿等人所加的注解内容)必是要证明《康平本》是出自宋代校正此书之前的版本。但是,若为此目的则没有必要同时也删掉《辨脉》、《平脉》和“可”与“不可”诸篇。如果是为了证明本书未经王叔和之手而删掉上述内容的话,则《康平本》正文中的降两字格排版内容又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所以,只有第一种可能性最合理,即本书底本原貌即如此,且后面的考证也能进一步证明此结论的正确性。

 

从排版方式上分析。《康平本》与其他版本的《伤寒论》最大不同点就在于其全部正文分为三种不同的排版方式,分别以顶格、降一字格和降二字格加以区分。这是《康平本》最大的“眼目”,因为若此种排版方式确系原底本所固有的话,则说明《伤寒论》原著并非出自一人之手笔。这不仅与皇甫谧在《针灸甲乙经·序》中所做的张仲景“论广汤液”的记载相吻合,同时也与王叔和搜集整理《伤寒论》的历史记载相吻合。再者,总体比较三种不同的条文内容,可以很清晰的感觉到不同排版的文字内容之间确实存在着明显的理论体系和文风语韵上的不同。若如此,根据现有史料的记载这三种不同的排版方式,应该分别属于《汤液经》的作者、张仲景和王叔和三人所作。虽然在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康平本》中,这三种排版方式并非十分准确,比如:《伤寒例》一篇中就有一段顶格排版条文中出现了“今采仲景旧论”的文字,另外还有同一段条文换行后出现两种不同排版方式的情况,如第316条,这些显然是传抄中的笔误。但是,因为此类条文数量较少且比较容易鉴别,所以并不影响三类不同条文各自的整体属性,而且像《康平本》这样一本有着特殊“经历”的古书,存在此类问题是很正常的。另外,对于《康平本》特殊排版方式的真实性,《宋本》本身也可以做出非常明确的佐证。在《宋本》中,“可”与“不可”诸篇内容系王叔和为方便临床应用而特意对原文进行了重新整理后而加入本书的,但是此部分文字内容其实并非简单的将原条文进行归类整理,而是同时又加入了许多非原文的内容,这些内容显然为王叔和所作,而细读这些非原文内容,其理论体系、文风语韵皆与《康平本》中降二字格条文内容一脉相承,这恰恰证实了《康平本》中三种不同的排版方式是真实可信的。

 

从注解内容来分析。在排版方式上《康平本》除了正文的三种方式外,还有多种不同形式的注解内容,分别为小字旁注、小字嵌注、小字附注和大字附注。这些文字内容在《宋本》中也基本都有,但却均已窜入正文而未加任何区别,所以同样存在一个真伪的问题。如果这些注解内容是后人出于某种学术目的而特意伪造的话,那只有一种可能性,其必定是在《宋本》的基础上将一部分正文剔出而改为注解文字,不然两版本的文字内容不可能有如此高度的一致性。如果对《康平本》中各种不同方式的注解内容与《宋本》加以认真的比较就会发现,人为伪造的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以第106条为例,《康平本》原文是:“大阳病不解、热结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者愈)血自下、其外不解者、尚未可攻、……”其中括号内的“血自下者愈”为小字旁注。而《宋本》本条文为“太阳病不解,热结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下者愈。其外不解者,尚未可攻,……”。两个条文进行比较可以明显的看出,《宋本》条文显然是将《康平本》中的注解内容窜入正文之后又进行了认真的“润色修整”而来的。对比之下,只能是由《康平本》样式的条文因某种需要而将注解文字窜入正文后,为保持文意的通顺而改为《宋本》中的样式,绝无将《宋本》样式改为《康平本》样式的可能性。象第106条这样注解文字与正文有重复而在《宋本》中有明显润色修正的情况还有多处。如:第136、208、324等条文。而且,即使是没有文字重复者,也存在同样性质的问题,《宋本》条文由于经方过了精心的整理和校正,所有条文内容从字面逻辑上看基本都是通顺的,但是有谁能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将一段本来非常通顺的文字内容,从中间摘取出一部分而改为注解内容?这似乎是匪夷所思的,不可能的!事实上《康平本》中的所有注解内容都存在相同性质的问题,比如桂枝汤的方后注解,在《宋本》中为一个整段内容,而在《康平本》中自“服一剂尽”之后的内容为大字附注,可见若以《康平本》改为《宋本》则顺理成章,若反之则变的不可思议。

 

从阙文阙字来分析。《康平本》中有多处阙文和阙字均以方框代之,而在《宋本》中却无一处此类阙文。通过两本的比较不难发现,《宋本》所谓的“完美无缺”不外两种情况,一是凡将原缺字符去掉而不影响字面通顺者都简单的“省略”了,凡去掉缺字符后文字前后不能通顺者均进行了适当的修正或补充,这更进一步证实了《康平本》的真实性。第一,作为一本流传久远又经历了散佚的古籍来说,存在文字的残缺实属正常现象。第二,所有阙字和阙文处都存在一个共同的规律性,即:如果由《康平本》样式的条文改为《宋本》的样式则是合情合理的,若反之则会令人费解。比如:《康平本》第150条“大阳少阳并病、而反下之、成结胸、心下硬、下利不止、水浆不下、其人心烦、□□□□□、”而《宋本》却没有最后的五个缺字符。很显然,若没有此缺字,本段文字的意思仍可算完整,故宋本便简单的将其删掉了事。但是,若真有人要将《宋本》样式的此条文改为《康平本》样式的话,又怎么会想到一定要在此条文最后加上缺字符,而且还是五个呢?所以,《宋本》是在《康平本》的基础上加以校正修改而来才是合理的(虽然并不一定是宋代校正医书局林亿等人所为)。再如第48条,《康平本》在本条文最后有“(经)若厥文”四字,其中“经”字是置于方框中的,为后人加入的识别性标注,用来示意后面的文字为经文内容,“厥文”二字则是示意此后的文字已缺失,只有“若”字是真正的原文内容,而此段文字在《宋本》中被“理所当然”的给删掉了。试想如果《康平本》是由《宋本》改写而来的话,有谁又能想到在此多加入这样的文字内容?

 

在《康平本》中还有一些较为关键的字与《宋本》存在差异,例如:《宋本》中“太阳病”、“太阴病”等词语中的“太”字在《康平本》中均作“大”字;四逆汤中的四字作“回”字等,有的方剂名称也存在差异,如:真武汤《康平本》作玄武汤等。无论将其视为《康平本》存有古本原貌也好,还是简单的将这些差异断定为传抄中的笔误也好,都可作为对《康平本》与《宋本》之间的文字差异来研究探讨,但是如果以此来做为界定《康平本》真伪的依据之一,则过于牵强。原因正如前文所述,既然全书基本内容大致相同,做此枝节上的手脚岂不是画蛇添足且授人以柄吗?着实没有必要。

 

综上所述,《康平本》的真实性是不容置疑的,它不仅对经方原著的版本研究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还对研究和学习经方理论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经方原著的沿革过程,原书书名的考证等问题同样有着很重要的价值和影响。

 

 

 

一.对研究和学习《伤寒论》的影响

 

《康平本》最大的特点就是其不同于其他版本的排版方式,特别是正文中以三种不同的排版方式加以区别的文字内容,其实质是分别出自三个不同的作者之手笔,这对学习经方理论和研究经方原著都有着超乎寻常的意义。中国古代在印刷术出现之前,特别是纸张普及之前,绝大部分书籍都是写在竹简上的,这给书籍的出版和刊行造成了诸多不便,所以于原著内添加补充内容或是加入注解文字便成为一种常见的现象,因此集多个作者的写作内容于同一书籍的情况并非罕见,也很自然,《康平本》就是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事实上,在《康平本》出现之前对于《伤寒论》一书是否出自一人之手的置疑在学术界从来就没有间断过,而《康平本》的出现则使这种置疑涣然冰释。

 

《康平本》的出现对于学习《伤寒论》将会发生质的影响。历代注家虽然对《伤寒论》一书是否为一人所作多有置疑,但只能是根据条文之间文风语韵之不同进行揣测,并无直接的证据,所以无法把疑似不同作者的条文准确的区分开来,更难形成一个统一的划分标准,而实际学习中则只能是不加区别的“全盘接受”。《康平本》的出现使得这种揣测变的明确而又具体,相比之下《宋本》等版本那种取消正文之间的区别并将注解文字窜入正文的样式,实际是对读者的一种误导,无论这种版式的形成有无主观上的原因,在客观上的结果却都是一样的。所以,今天学习《伤寒论》,对《康平本》中三种不同排版方式的原文内容应该在总体上加以严格区别,因为这三种原文如果按现代意义上的理解,应该分别属于三本不同的书籍!顶格条文属于本书的主体内容,是真正的经方原著;降一字格条文是对原著的诠释和补充;降二字格条文则是对以上两项内容的诠释与补充。事实上三个作者在理论体系上存在很明显的差异,特别是降二字排版内容,显然与前两者分属不同的理论体系。如果在《康平本》出现之前把《伤寒论》整体视为一本书来解读,尚为不得己而为之的话,那么在已经可以证实《康平本》真实性的今天,再把《伤寒论》的内容作为同一个整体内容来学习就是一个原则上的错误,因为这不是事物的本来面目。若再进一步,即使是由于理解的角度不同,或有学者将降二字格文字内容的价值视为高于其他两种原文内容,也还只是学术观点上的不同。但是,唯有将此三种不同排版方式的内容混为一谈,视为出自同一个作者之手笔则是原则性和方向性上的错误。

 

关于《康平本》中的注解内容,因已无法考证其各出自何人之手笔,故不易在此方面进行深纠,但是就其学术价值而言,应该说既有点睛之作,也有添足之笔,所以,既要做参考又要加以鉴别。

 

 

 

二.对学习和研究《金匮要略》的影响

 

《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原本就是同一本书,经王叔和整理编撰后才一分为二。所以,《康平本》的出现不仅对《伤寒论》同时对于《金匮要略》的学习和研究也必然会有非常大的影响。

 

从重复内容上分析。在《康平本》的《辨大阳病·痉湿暍》一篇中有数条条文与《金匮要略》中《痉湿暍脉证治第二》篇的部分条文属重复内容。而《康平本》则显示,这些条文内容中既有顶格条文,也有降一格和降二字格条文,这说明王叔和在整理《金匮要略》的过程中同样也加入了自己的文字内容。对于两书重复条文以外的内容,虽然没有直接的考证依据,但是根据作者的理论体系、行文风格和语韵来分析,也能有力的支持此结论。

 

从近似篇目上分析。《伤寒论》的《霍乱》篇与《金匮要略》诸篇并无本质的区别,实际上应该属于所谓“杂病”的范畴。在《康平本》中此篇共有条文10条(按《宋本》对应内容计算),其中顶格条文6条,降一字格条文1条(此条文当为方后注解部分),降二字格条文3条。从内容上看,顶格条文除最后一条外,皆为方证条文,而降二字条文则皆为解释性或论述性条文。本篇内容可以作为鉴别《金匮要略》一书内容的一个重要佐证。如果以此角度再对《金匮要略》的整体内容加重新审视的话,则书中除方证条文之外的大部分内容与《康平本》中顶格条文存在非常明显的差异,却与降二字格条文有着“血脉相通”的联系,当为王叔和所作。

 

从文风语韵上分析。《金匮要略》中的《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五脏风寒积聚病脉证并治第十一》两篇内容,无论是在理论体系上还是行文风格上都与《康平本》中顶格排版条文存在明显的差异,而且“第一”篇无一条方证条文,“第十一”篇中虽有方证条文,但皆与《康平本》中顶格条文的论述风格大不相同,其中麻子仁丸条文在《康平本》中原本就是降二字条文。另外,凡条文中有“难治”、“不治”、“死”、“问曰”、“师曰”、“答曰”等内容者,或整段条文或含此内容之一部分当非原文,因为在《康平本》中凡有上述文字内容的条文皆是降二字格条文,而且此类条文的文笔风格确实与其他两种条文有明显的差异。再者,除与《伤寒论》中顶格条文重复的内容外,在其余非方证条文中许多都存在类似的问题。试将这些在理论体系和文风语韵上与《康平本》中顶格条文有明显不同者和有上述文字的内容的条文加以剔除,不难发现《金匮要略》的原著实际上主要是由方证条文组成,这也恰与《康平本》中《霍乱》篇的顶格条文内容相吻合。

 

综上所述,今天学习《金匮要略》则必须对以前诸多主流的解释进行重新审视。比如“《伤寒论》论六经辨证,《金匮要略》则论脏腑辨证”等等说法,若将《金匮要略》中上述后人所加的内容加以剔除的话,则《金匮要略》的所谓“脏腑辨证体系”也难以成立。实际上,《金匮要略》与《伤寒论》是同一个辨证体系。

 

 

 

三.对经方原著的沿革及相关考证的影响

 

《伤寒论》的成书及流传过程因史料有限,考证只能是较为粗略和轮廓性的。《康平本》的出现在这方面又提供了新的考证依据,书中顶格条文和降一字条文的内容,进一步证明了经方原著是张仲景在《汤液经》的基础上加以“论广”而成。降二字格条文不仅与王叔和搜集整理经方原著的史实相吻合,同时还证明了其在整理的过程中不只限于对原文的整理,同时还加入了一部分自己对原著的补充和注释内容。这些正是历代经方学者多有置疑却又苦于没有确切证据而无法证实的,现在因有《康平本》的佐证而得以进一步澄清。

 

在《康平本》出现之前,对于王叔和整理经方原著的过程知之甚少,只知道其搜集并整理了经方原著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而《康平本》的出现却对深入了解这一过程提供了新的分析推理的依据。比如对为什么会出现《康平本》和《宋本》这样内容既高度一致,排版方式却又差异如此之大的版本;是何人将《伤寒论》一书由《康平本》样式改为《宋本》样式的等问题,以前都无法做出客观合理的解释,而《康平本》则可以为分析此类问题提供新的佐证。然而需要说明的是,因史料有限对于经方原著沿革上的一些重要的环节必须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进行推测。但是推测不等于臆想,而是要在史实、人物背景、历史环境和经方版本的现状之间建立起合乎逻辑的关系。所以,在分析此类问题时,有两个基点是非常重要的,一是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二是要充分考虑到王叔和太医令的身份背景。

 

经方原著的发现和搜集整理与王叔和的特殊身份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西晋时的太医令,王叔和在当时是近似于今天的国家卫生部长的“高官”,因此他在当时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显赫的名声,这也是他有机会发现经方原著的重要原因和必然条件。由于该书当时已经散佚,所以王叔和的整理过程必定要经过几个阶段。首先就是从发现到初步认识其价值,而后再到全面搜集全书的过程,由于其太医令的特殊身份使他有条件最大限度的搜集到了该书在当时所能找到的全部内容,这一点应该是毫无疑问的。接下来必然就是整理、阅读、理解和验证的过程,此时王叔和会逐渐对于该书的价值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于是,作为太医令的王叔和必然会想到要让这本价值非凡的著作广为流传,那么要做的工作用现代的说法就是“出版发行”,于是这便成了王叔和整理经方原著的一个重要目的,也正是他的这种特殊身份才有条件完成这样一件在当时一般人难以完成的使命,这成了经方著作得以流传至今的一个关键所在。在对经方原著进行整理、编撰和发行的整个过程中,王叔和的这种特殊身份始终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要考证王叔和整理编撰经方原著的过程,首先要从现存的《伤寒论》版本入手。从文字内容上分析,现存的所有《伤寒论》版本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不同的情况,一是以所谓的《桂林古本》为代表的三个疑似伪本,因其真伪存疑,故不宜用来作为考证原著沿革的依据。二是《敦煌本》、《康治本》、《唐本》和《高继冲本》四个版本,可视为问题较多的版本,这些版本或内容严重残缺,或经后人大幅度篡改,也不宜用来考证原著的整理过程。三是《康平本》、《宋本》、《注解伤寒论》和《金匮玉函经》四个版本,这类版本在主要内容上可以说是大同小异,特别是前三个版本之间在对应内容上有着较高的一致性,作为一部古籍这种情况绝非偶然,说明这是较为接近原著原貌的版本,这不仅可以相互佐证各自的真实性,同时还是用来考证经方原著沿革的可靠依据。对照此类版本之间的差异,再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王叔和的特殊身份,便可以大致推测还原王叔和整理并发行经方著作的整个过程的梗概。

 

《康平本》的的形成

 

根据《康平本》中正文的不同排版方式可以基本断定王叔和最初搜集到的经方原著的内容主要就是顶格和降一字格排版的文字内容。最初王叔和不仅保持了原有的排版方式而且还将自己加入的文字内容以降二字格的方式与原文加以区别,这种特殊的排版方式不仅反映出了在当时这很可能在书籍编撰中是较为常见的一种形式,同时还说明王叔和当时对经方原著持有一种非常敬重的态度。试想,本书作者张仲景,在当时只不过是一个比王叔和在年龄上仅大了几十岁的“民间名医”而已,而作为西晋太医令的王叔和,则是相当于今天国家卫生部长之类的“高官”,两者不仅在年代上相差无几,而且社会地位非常悬殊,所以王叔和所敬重的绝非张仲景本人。从今天的《康平本》依然能够清晰的看出,顶格文字内容才是经方医学的核心,绝大多数的方证条文皆为顶格条文,所以王叔和所敬重的必定是原著顶格文字内容的作者(即《汤液经》的作者),以至于不惜“屈尊”而将自己的手笔以降二字格的排版方式加入本书。既然“民间名医”张仲景已有先例,作为太医令的王叔和自然更有资格为之(不排除在当时这种在原著中添加内容的方式本来就是较为流行的方法),《康平本》样式的《伤寒论》便是在这种背景下成书的。从现存的《伤寒论》版本看,《康平本》可视为是王叔和整理编撰《伤寒论》一书的“初稿”。

 

方证同条结构的形成

 

现存的《伤寒论》版本在方剂与方证的结构上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康平本》为代表的方证同条的结构形式,另一种是以《金匮玉函经》为代表的前论后方的结构形式。据史料记载,后一种结构方式是经方原著的固有方式,而前一种方式则为王叔和所“创”。所以进行如此重大的调整是有一定的特定原因的。对于经方原著这样一部伟大的医学专著,当时的王叔和不仅要完成搜集整理的过程,更重要的是还要对该书进行深入的解读、同时还要经过一定的临床验证,在此基础上再加入自己的理解和诠释内容。所有这些对当时的王叔和来说绝不是一个在短时间内能够完成的工作,这从其后的成无己历经四十年才得以完成了《注解伤寒论》一书的写作的史实便能略见一斑。从王叔和将经方原著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书的做法中可以看出,为了加快“出版”速度,王叔和采用了先“伤寒”后“金匮”的方法,首先将先期整理编撰的“伤寒”部分付诸刊行。但是这样却会遇到一个原著方证不同条的问题,若单独刊行《伤寒论》部分则必须将相应的方剂附于书中,不然所出版的书就会毫无实用价值,解决的办法自然就是将相关方剂附于对应条文之后。这样不仅解决了刊行的问题,同时还给读者带来一定的便利。于是方证同条的结构形式便应运而生,由于这种方式更便于阅读和实用,所以便成了经方著作的主流版本。(关于前论后方版本流传的原由将在后文中进行考证。)

 

添加补充内容的原由

 

在《康平本》中降二字格排版的文字内容占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而且这些内容在理论体系上确实与另外两种排版方式的正文,特别是与顶格排版条文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这说明王叔和对于经方原著不仅仅是敬重,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异议。其所加入的内容有自己应用经方的体会,也有对经方理论的理解和诠释,还有对经方方剂的补充,但是更多是阐述自己的理论体系,比如第4、5、7、8条等条文;六个“欲解时”等等,均属与经方理论不同的理论体系,特别是“伤寒例”一篇中,凡降二字格内容皆与其他条文有明显的理论体系上的差异。这说明王叔和对于经方原著的内容确实有“不尽如人意”之感,他认为原著不仅论理的内容明显偏少,而且在理论体系上也与他本人有所不同。因此,既然“民间名医”张仲景已有先例,作为太医令的王叔和自然更有资格为之(不排除在当时这种在原著中添加内容的方式本来就是较为流行的方法)。《康平本》降二字格排版的文字内容应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加入的。

 

《宋本》的形成

 

随着对经方原著整理编撰的不断深入,王叔和的上述意识越发的膨胀起来,其不仅对本书的基本内容有了不同的观点,而且对原有排版方式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这从前文对《金匮要略》一书不同条文的鉴别分析中便可看出端倪。在整理《金匮要略》部分的过程中,王叔和不仅认为此部分“论理”的内容少到了近乎空白的程度,而且论方证的文字也过于简略,所以便以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对诸篇内容的理解又加入了大量的文字内容,以至于在数量上超过了原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将新整理出来的《金匮要略》保持《康平本》样式的排版方式的话,则会因降二字格的文字内容过多而有喧宾夺主之嫌。那么,解决的办法自然就是取消所有正文的不同排版方式,并将注解内容一并窜入正文,以王叔和太医令的身份,在当时做此修改并无任何不妥。同时,为了统一版式《伤寒论》部分也理所当然的要做相应的调整,不仅取消了正文排版方式的差异并将注解内容窜入正文,而且又加入了《辨脉法》、《平脉法》和“可”与“不可”诸篇,于是便形成了《宋本》的样式。令王叔和不无遗憾的是,此时《康平本》样式的版本已流传(或发行)出去一部分。此后,由于《宋本》样式《伤寒论》的刊行给读者造成了一种《康平本》样式的《伤寒论》为早期的“节略”版的一种感觉,故在其后的流传过程中逐渐绝迹。所幸的是在唐代日本僧人有幸抄录此版本并带回本土,才使《康平本》得以流传至今。

 

有学者认为取消正文原有的三种不同排版方式并将注解内容窜入正文系宋代校正医书局林亿等人所为。若对《宋本》作深入分析的话,此说法则不能成立。首先,林亿等人系当时政府委任的专门从事医书校正的专业人士,绝不会轻易对原著做如此重大的改动,即使做了也应该做出相应的说明,因为在当时所有人都知道,不同的排版方式意味着分别出自不同的作者之手。其次,从《宋本》中林亿等人所加入的注解可知,其在校正本书的过程中所持态度是非常严谨的,遵循了最大限度保持原貌的原则。比如,大黄黄连泻心汤方,林亿等人通过前后对比考证,已能基本确定方中应该缺黄芩一味,(后来的《康平本》也证实此判断是正确的)但是却采取了加注证明的方法,而未对原文做出任何更改,而且《宋本》中类似的情况不止此一处,这说明校注者当时对原著的态度是极其严肃的,根本不可能对排版方式这样重大的结构问题做如此大的改动而不做任何说明。所以,根据现有的史料再对照《康平本》能做此事者,只有本书的最早整理者王叔和一人方可为之。

 

多个版本的成因

 

在西晋时期,印刷术还没有出现,任何书籍的刊行都只有采用人工抄写的方法来实施。作为太医令的王叔和要刊行经方著作,书稿当然是要亲自动手的,但是抄书的工作绝对有条件交给专门人员去做。这实际上是一种与后世的排版印刷刊行有着很大不同的刊行模式。因为没有排版的过程,所抄写的内容与排版方式等,全依作者所提供的书稿和相关的要求而定,而在刊行的过程中,作者若欲更改书籍的内容也非常简便,有时甚至一句话便可解决问题。这就给王叔和随思路的变化而对抄写内容加以修改调整提供了便利条件和可能性,这也正是《伤寒论》最初在王叔和整理刊行的过程中便出现多个版本的原因。据记载,王叔和最初所搜集到的经方原著是由三卷组成的,第一卷为《伤寒论》的主要内容,第二卷为《金匮要略》的主要内容,第三卷则是全书的所有方剂。如前文所考证,王叔和在整理刊行的过程中,为了加快出版的速度而采取了分卷刊行的方法,即将最先脱稿的《伤寒论》部分并付诸抄写刊行。此时首先解决的是方证不同条的问题,事实上王叔和在当时解决这个问题是非常简单的,只是给抄书的相关人员讲清楚自己的意图即可。这样,不仅解决了分批次发行的问题,同时也给本书的阅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实属一大“创举”。若再进一步分析,既然是人工手抄,则就不必一定要在所有计划刊行的册数全部完成之后再统一发行,完全可以边抄写边发行,至少可以出现已抄写完毕的成书中途流出的情况。另一方面,王叔和本人对经方原著的认识和态度也随整理的深入和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发生变化,在这种特殊的刊行方式下最终的结果便是同一本书却产生了多个不同的版本。再者,作为太医令的王叔和还有将这样一部医学巨著呈给朝廷的意愿和责任,这便是以《金匮玉函经》为代表的前论后方之版本形成的原因,对此,在后文中还将进一步进行考证。所以,正是基于这种与今天图书的出版发行完全不同的工作方式,才使经方原著在王叔和整理编撰的过程种就出现了多个不同的版本。

 

 

 

《康》、《宋》两版本的《伤寒论》不仅为考证王叔和整理编撰经方原著的过程提供了可靠的依据,而且还对其他版本的来源给出了非常明确的界定依据。首先,所有现存的《伤寒论》版本,除《康治本》之外,无一例外都有大量的《康平本》中降二字格的条文内容。这说明,所有版本都是经王叔和之手的版本,即使自称有独特承嗣历史的所谓的“桂林古本”等版本的《伤寒论》也无一例外。也就是说,至今尚未发现未经王叔和整理过的版本。其次,因有《康平本》的佐证,使《伤寒论》一书的沿革史从整体上变的较为清晰了。尽管不同的版本之间多有差异,甚至有的非常之大,但是必是在王叔和所整理编撰之后的不同版本的基础上,又经后人修改或调整而来。其中:《敦煌本伤寒论》虽为残卷,但是其全部内容皆为《伤寒例》和《辨脉法》两篇中的部分内容,虽然其他文字已不得见,但已是经王叔和整理过的版本这一点是明确无误的。《高继冲本》和《唐本》虽然对原著的条文顺序和内容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和修改或补充,但是仍有相当数量的《康平本》中降二字的原文内容,所以其原书也必是经过王叔和之手的版本。《注解伤寒论》中原文的内容则与《宋本》大致相同,可以进一步佐证《康平本》、《宋本》两本的价值和真实性。

 

纵观《伤寒论》一书的沿革史,在承嗣过程中虽然多数人对原著持一种较为严谨的态度,如《宋本》《康平本》和《注解伤寒论》的流传等,但是对原著根据自己的理解和认识加修改者却也不乏其人。从王叔和开始,之后的《高继冲本》、《唐本》一直到所谓的《桂林古本》,都存在同样的问题。这绝非是一种偶然现象,这种情况的出现,应该是与中国古代特殊的历史背景有关,因在印刷术出现之前对于书籍的注解、补遗、添加等都难以另行成册,便形成了在原著中直接进行添加修改的做法,这一点在《伤寒论》一书的沿革史中可以说体现的淋漓尽致,该书虽然版本众多,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一个保持原貌的版本。在所有现存的《伤寒论》版本中,只有《康治本》是一较为特殊的版本,《康治本》明显是采取了减法而对原著进行大幅度“精简”的一个版本,全书条文数量还不到《康平本》中顶条文的二分之一,虽然尚无法确定其是否是经王叔和之手的版本,但是经后人删改过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另外,在《伤寒论》的版本方面还有几个较为特殊的问题。一是,《金匮玉函经》和《高继冲本》均为前论后方的结构,这虽与历史记载的原著的结构相同,但是却缺少了《金匮要略》部分的内容,且后人去掉这些内容的可能性又不大,这应该是王叔和在整理和编撰《伤寒论》的过程中的另一个独特的版本体系,所以对此类版本的来源有必要进一步进行考证。本文将在对经方原著书名的考证中对此问题进行专门的探讨。二是,近代流传的以“桂林古本”为代表的几个版本的《伤寒杂病论》的真伪,多数学者皆对于此类版本的真实性提出置疑,但是由于其内容较为“完整”且附有非常详细的承嗣说明,故亦有一部学者认为是难得“善本”。如果以《康平本》来比照鉴别,此类版本则有两个很关键的问题无法自圆其说。其一是《康平本》中降二格条文内容在其书中大量存在,《平脉》、《辩脉》等篇亦在其中,显然这已是经王叔和之手的一个衍生版本,所以其承嗣关系中所言的未经王叔和之手必为虚构无疑。其二是书中凡较《宋本》多出的篇章和条文内容几乎皆与《康平本》中三种不同排版的原文内容,在文风语韵上存在明显的差异,当为后人所加。仅此两点足以说明此版本必是后人所伪造。

 

 

 

四.对经方原著书名沿革考证的影响

 

对于经方原著的书名历代注家多有考证,较为统一的说法是张仲景在《汤液经》的基础上加以“论广”而成《伤寒杂病论》,主要依据则是《宋本》序文中的相关叙述和宋代林亿等人在《金匮要略》序中的记载,然而《康平本》的出现却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一结论。首先《康平本》的原书名即为《伤寒卒病论》且其序文中所叙述的也是此书名,而《宋本》的序文中叙述的书名为《伤寒杂病论》,但是其序文的篇名却是《伤寒卒病论集》,此似也应该为该书书名。若如此,则《金匮要略》一书本来就应该是其中之一部分,而不当另命书名。再看林亿等人在《金匮要略》序中的记载:“张仲景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今世但传《伤寒论》十卷,杂病未见其书……”。这实际上是根据其刚校正完的《伤寒论》自序中的相关叙述而做的记载,其中的“《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实际是《宋本》序文中的原文,而“今世但传《伤寒论》十卷,杂病未见其书”则是叙述的当时经方著作的现状。因此,无论是《伤寒卒病论》还是《伤寒杂病论》作为经方原著的书名都有不合逻辑的地方,若做全书的名称,则就不应该再有《金匮要略》书名的出现,若作为“伤寒”部分的书名,又与序文中的叙述相矛盾。

 

事实上,仅是在《金匮要略》序中林亿等人就至少已知道经方原著有两个书名,一是《伤寒杂病论》,二是《金匮玉函要略方》。而其中的“辨伤寒”部分也有两个不同的名称,即《伤寒论》和《金匮玉函经》。这说明在当时对于经方原著的书名也无确切的定论,而且当时可以考证经方原著书名的相关资料也非常有限,这从林亿等人最初尚未见到“杂病”部分,甚至始终未能见到今天的《康平本》样式的《伤寒论》便能推测出来。《宋本》的校正时间为1065年,《金匮玉函经》是1066年,而此时距王叔和过世的208年已经过去了850多年。宋代校正医书局在校正《伤寒论》和《金匮玉函经》时甚至连原著中的“杂病”部分的内容都还没有见到,可见当时本书在社会上已近于绝迹,所以可供林亿等人考证的相关的资料自然也不会很多。由于未能见到今天的《康平本》样式的《伤寒论》,所以林亿等人未能对王洙在“馆阁”所发现的《金匮玉函要略方》一书给以应有的重视,而只是选用了其中所谓的“杂病”部分,进行整理校正并出版了《金匮要略》一书。

 

然而,根据现有的资料分析考证,王叔和最初发现的经方原著的书名很有可能就是《金匮玉函要略方》!

 

要弄清这一问题还必须再回到王叔和整理编撰经方原著的过程中去寻找答案。作为当时的太医令,王叔和发现并整理经方原著,其目的之一自然是出版发行。但是,还有一个对于王叔和本人来说更为重要的事项却被历代的学者忽视了,那就是王叔和还有义务、有责任、有愿望将他发现的这部价值连城的医学专著献给当时的朝廷!《高继冲本》的传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宋代尚且有地方官员(即:高继冲)将此类书籍作为贡品献给朝廷,更何况八百多年前的西晋了。所以,王叔和必然会在将经方原著整理编撰完成之后首先献给朝廷,而宋代的“翰林学士王洙”在“馆阁”(即相当于今天的国家图书馆或档案管理部门)“于蠹简中”所发现的《金匮玉函要略方》一书恰恰就应该是王叔和当年上奉朝廷的原书。对此,虽然没有直接的史料记载,但是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证。

 

其一,从《金匮要略》的内容看,其中有半数以上的文字内容与《康平本》中降二字格条文内容如出一辙,而《金匮要略》一书又是由《金匮玉函要略方》一书中的“杂病”部分整理校正而来的,这说明《金匮玉函要略方》必是王叔和整理之后的版本之一无疑。

 

其二,王洙发现《金匮玉函要略方》时,此书已是“蠹简中”的一部分,而且即便是当时校正医书局的林亿等人也对官方存有这样一部书籍一无所知,可见在当时的档案记录中很可能已查不到此书。这说明此书存放年代已相当久远,这与从西晋到到北宋相距八百多年的时间相吻合。

 

其三,从林亿等人为《金匮要略》所作的序文中可发现,在当时除了知道经方原著的书名为《伤寒杂病论》且未见到原书外,所能见到的只有《伤寒论》、《金匮玉函经》另外就是《金匮玉函要略方》的“蠹简”,再无其他任何版本的记载,而且时至今日仍没有发现有未经王叔和整理过的其他版本存在。所以除王叔和之外,其他人向朝廷进献《金匮玉函要略方》的可能性非常小。

 

再者,从王叔和去世到宋代整理《伤寒论》,其间相隔八百多年,若王洙所发现的《金匮玉函要略方》一书是在西晋之后数百年才由他人进奉朝廷的话,则不至于沦落为“蠹简”甚至连相关档案记录都没有。若是西晋后不久由他人所进奉的,则因此书刚刊行不久而且又是官方刊行的书籍,便没有了作为贡品进奉的价值。所以此“馆阁”中的“蠹简”应该就是王叔和所进奉才最合理。这里还有一个需要延伸的问题,王叔和为什么可以在张仲景去世后几十年就将其著作作为贡品进奉呢?其实《康平本》就能很恰当的解释这一问题。在《康平本》中,顶格条文不仅数量上大大多于降一字格条文,而且绝大部分的方证条文和“提纲”性条文都为顶格条文,所以顶格条文内容才是经方原著的主体。按张仲景“论广汤液”的记载,顶格条文当为《汤液经》的内容,而其作者据传为商代的丞相伊尹。因此,本书在当时的王叔和手中并非几十年前一个民间名医的作品,而是非常罕见和极其珍贵的医学古籍。

 

进一步对王叔和整理编撰经方原著进行深入分析。作为当时的太医令,往一部医学书籍中加入自己的学术观点并不为过,何况几十年前的“民间名医”张仲景已做过相同的事。但是,如果将原书的名称进行更改后再进奉给朝廷则可能大为不妥,甚至会有“欺君”之嫌,所以王叔和不会做这样的事。而对于向社会发行则是另一回事,《宋本》中就有“张仲景述,王叔和撰次”字样,说明王叔和是以作者之一的身份出现的。在当时,以其太医令的身份不但不会贬低此书,反而可以提高本书的“档次”,然而若将更名后再加上标明自己撰次的一本书献给朝廷反而会降低了其作为贡品的价值。因此,王叔和在整理经方原著的过程中出于不同时期的认识以及不同的目的和用途,再加上人工抄写给调整书籍内容所带来的便利,完全有可能整理编撰出多个不同的版本。现在已知道的就有《康平本》、《宋本》以及《金匮玉函经》等版式的《伤寒论》,此类版本都是面向社会刊行的版本。另外还应该有一个以用来进奉朝廷为主要目的的版本,这个版本不仅书名需要保持原貌,而且原书“前论后方”的结构也保持了原貌,宋代“翰林学士王洙在馆阁”中所发现的《金匮玉函要略方》正是这个版本。

 

对此,还可以从《伤寒论》一书的角度来进一步进行考证。《金匮要略·序》中对《金匮玉函要略方》一书有“以其伤寒文多节略”的记载,这里的所谓“节略”必是林亿等人比较刚刚校正完的《伤寒论》(即《宋本》)而言的。至于节略了什么内容,再审《康平本》和《宋本》就可以很容易得到答案。至少《宋本》中的“可”与“不可”诸篇必定不在《金匮玉函要略方》之中。因为此类内容王叔和已有明文解释,是为了方便阅读和临床应用“故重集诸可与不可方治”而附加的。虽然其中并非全部都是原著的条文,但是就其总体内容而言与前文重复的性质是肯定的,所以这样的内容必不会出现在进奉朝廷的版本之中。至于有无《辨脉法》和《平脉法》两篇,因无据可考不宜轻下结论。但仅上述一点足以佐证“多节略”的由来。也就是说,《金匮玉函要略方》一书 “上则辨伤寒”部分近似于《康平本》的内容,但应该已无正文之间排版方式的差异以及正文与注解文字之别,若有此差异必会引起林亿等人的重视而不会弃之不用,因在当时任何人都知道这种排版方式上的差别意味着什么。所以这也可以从侧面佐证《金匮玉函要略方》一书为王叔和整理编撰的一个版本。

 

综上所述,《金匮玉函要略方》应该就是王叔和进奉朝廷的一个版本,而且是一个最大限度保持了经方原著原貌的版本,不仅保留了原书的书名,同时还保持了原书前论后方的整体结构。因此,王叔和最初发现并整理的经方原著的书名为《金匮玉函要略方》才最为合理。

 

这里还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张仲景所写成的经方著作的书名究竟是《伤寒杂病论》还是《金匮玉函要略方》的问题。

 

支持该书名为《伤寒杂病论》的记载主要有两处,一是《宋本》的《伤寒卒病论集》中记载的 “……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二是,林亿等人在为《金匮要略》一书所作的《序》中记述的“张仲景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很显然林亿等人的记载实际是根据前者而来的。而前者如果仅从字面上看又是作者本人所作的序,所以这似乎是一个不容置疑的证据。但是若再做进一步的深入分析,事实并非如此!《康平本》的排版方式显示,上段文字中“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二十三字为小字夹注内容,而且叙述的书名为《伤寒卒病论》并且无“合十六卷”四字。如果剔除注解文字内容“原文”就变成了:“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为《伤寒卒病论》”。这就出现了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此段文字自然是张仲景本人在叙述自己写成本书的背景,但问题是即使是晋代的皇甫谧都知道此书是张仲景在《汤液经》的基础上加以“论广”而成的。而且《康平本》显示张仲景加入的内容只占三分之一左右且方证条文非常少,说明此书的主体部分是顶格条文(即《汤液经》)的内容)。并且张仲景最终的成书原本就是以不同的排版方式将自己的内容和《汤液经》的内容区别的一清二楚的。在这种情况下张仲景本人却又在序文中毫无避讳的声称是自己通过“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而写成的此书,这可能吗?即使是按《宋本》序文内容不剔除注解文字仍然无法解释这一自相矛盾的问题。事实上,对于《伤寒论》一书的“自序”在学述界多有置疑,虽然均无确切的直接证据,但是在与考证书名有着直接关系的上述内容上确实存在不合逻辑的问题。如果详细比对《康平本》和《宋本》的“自序”部分还可以发现更多的疑点,所以此“自序”部分有多少文字是原作内容值得研究。然而通过以上考证至少可以确定,在有关书名的叙述内容上确实存在重大疑点。

 

支持该书名为《金匮玉函要略方》的记载只有林亿等人在《金匮要略》一书的序中所作的记载。虽然这仅有的一处记载用来考证经方书名并不够直接,但是根据前文所做的考证其可信度却非常高。问题的关键是要对《金匮玉函要略方》一书是如何出现在北宋官方档案管理部门的“馆阁”中并且已沦为“蠹简”这一事实做出合理的解释。林亿等人在校正《伤寒论》一书时于序文中借用皇甫谧的记载将《伤寒论》的来源做了较为清晰的交待,但是在《金匮要略》序文中仅对《金匮玉函要略方》一书的发现经过做了记述,而对此书的来源却未做任何交待,这说明当时可以用来考证该书来源的资料也非常少。今天通过综合各方面的资料加之《康平本》的佐证,我们可以对《金匮玉函要略方》一书的来源做出较为合理的解释,而最终证明该书名在经方原著书名的沿革中有着重要的位置。

 

这样,我们便对经方原著书名的沿革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脉络。经方著作原始的书名为《汤液经》,后经张仲景加以“论广”而成书为《金匮玉函要略方》。再后经王叔和重新整理编撰之后,不仅将此书一分为二,而且还因为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而使本书形成了多个不同的书名和版本,这里不排除也有后人更改的因素存在。

 

通过以上考证,我们不仅对经方原著的书名的沿革做出了新的考证,而且还同时可以较为清晰的反勾勒出王叔和整理编撰经方原著的整个过程。首先是发现、搜集和整理原著,此后便是对原著进行补充编撰,而最先定稿的是《康平本》样式的《伤寒论》,之后就是边抄写边刊行边整理“杂病”部分,当以上工作基本完成之后便是要特别整理了一个用来进奉朝廷的版本,并可能在此时取消了《康平本》样式《伤寒论》中正文的三种不同的排版方式的差异,同时将注解文字一并窜入正文。在这一系列的事项做完之时,王叔和随着将“杂病”部分整理编撰的完成,对经方原著的认识已趋于“成熟”,所以为了统一版式也为了实现自己的意愿,王叔和又将《伤寒论》部分的内容作了一次较大的充实,加入了《辨脉法》、《平脉法》和“可”与“不可”诸篇,最后形成了《伤寒论》的终稿,即今天所见的《宋本》。此时由于《康平本》已广为刊行,而且方证同条文的结构方式极大的方便了阅读和实用,所以再将“伤寒”和“杂病”两部分合而为一已没有实际意义,于是便自然的形成了两部书。至于《金匮玉函经》等前论后方的版本,则有可能是王叔和整理编撰的过程中流出的介于“进奉本”和《宋本》之间的过渡性版本,同时不排除在后世的传承中有被后人修改的因素存在。

 

 

 

五.对学习经方理论的影响

 

长期以来,对《伤寒论》的学习都是以《宋本》为最佳学习范本,但是当《康平本》出现之后,这一局面应该被扭转。与《宋本》比较《康平本》中所缺少的内容恰恰正是历来都被许多注家置疑为非原著内容或是有明文说明为后人所整理添加的部分(如:诸“可”与“不可”篇),所以《康平本》整体上更接近经方原著的本来面貌,应该成为今天学习《伤寒论》的首选。这不仅仅是一个版本选择的问题,而是一个应该提升到拨乱反正的高度来认识的问题。

 

《康平本》中三种不同排版方式的原文显示《伤寒论》一书的作者并非张仲景一人,虽然这三种排版方式因传抄等因素尚不能视为百分之百的准确无误,但是从整体上看还是相当准确可信的。而且这种原文间的区别是其他任何一个版本所没有的,其中所携带的信息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也就是说,读《康平本》就再也不能把《伤寒论》当作一本书来学习了,而是要把它当作三本书来解读。经方理论的核心是顶格条文内容,其他内容应该做为参考内容来学习。

 

《康平本》中的所有注解文字在《宋本》和其他版本中皆已窜正文,所以对于正确理解正文原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有的确有帮助理解原文的作用,有的则不够准确甚至是误导。今天以《康平本》为学习范本则可以最大限度的还原经方理论的本意,澄清因注解内容的误导而发生的偏差。比如:《宋本》条文中有多处有“过经”二字的条文,这正是后世将《伤寒论》的中的“三阴三阳”之“六病”误解为“六经”的重要依据之一,但是在《康平本》中此类文字几乎皆为旁注文字或为降二字格条文,非原文内容,所谓“六经辨证”的说法理当重新审视。

 

《康平本》不仅对《伤寒论》的学习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同时对于《金匮要略》一书的学习也能起到很重要的参照作用。如前文所述,与《伤寒论》一样《金匮要略》同样被王叔和加入了大量的非原文的内容,在学习中应该加以认真的区分和鉴别。

 

    总之,随着对《康平本》认识的不断加深,必将使经方理论的学习出现一个全新的局面。

 

    

 

《金匮要略》的版本问题

 

由于历代医家对于《金匮要略》一书的重视程度远不及《伤寒论》,所以在历史上本书曾经几度濒于失传,同时对于本书进行的修改、调整的情况也明显少于《伤寒论》。现存的版本不仅在种类上较少,而且在内容上,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也不象《伤寒论》那么复杂。目前所能见到的版本大致可分“大字本系”和“小字本系”两大类,共六个版本。

 

宋代校正医书局在校正完《伤寒论》和《金匮玉函经》之后,又将《金匮玉函要略方》中的“杂病”部分进行了整理校正并成书刊行,即今天所见的《金匮要略》。最初该书与《伤寒论》同样以大字本的版式予以刊行,但是之后发现由于价格昂贵而致发行量很少。因此,三十多年后又重新排版刊行了小字本。其中《伤寒论》一书的大字本版式已失传,而《金匮要略》则两种版式的版本均有流传。以元代的《邓珍本》为代表的,包括明代的《无名氏本》《俞桥本》《徐镕本》《赵开美本》都属于大字本系版本,而近期发现的《吴迁本》则是小字本系版本。在大字系版本中以《邓珍本》为最佳,故一直被历代医家视为学习的范本,而《吴迁本》的发现则会对这一局面产生一定的影响,给学习《金匮要略》带来新的参照内容,可惜至今此版本因发现的时间较短等原因仍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

 

《吴迁本》是2007年8月由日本学者真柳诚教授于上海图书馆所发现的一个《金匮要略》版本,是目前所知道的唯一的一个宋代刊行的小字本系传本。此书系明洪武二十八年由吴迁抄录的祝均实所藏古本《金匮要略方》一书的手抄本,后历经辗转收藏直到近期才被发现,这在经方著作的传承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宋代林亿等人最初校正《金匮要略》时,此书已是被虫蛀的“蠹简”,书中文字内容必然会有残缺,虽然经过了林亿等人认真的校勘和补充,但仍存在一些较明显的不够完善或不合逻辑之处,这从以《邓珍本》为代表的大字本系版本中皆能反应出来。但是作为小字本系的《吴迁本》则是在大字本发行几十年后又经重新校正排版刊行的,这期间校正者很可能又找到了新的版本或是新的参考资料(后者的可能性更大),所以在重版时又进行了修订完善。对照《邓珍本》总体内容上并没有质的区别,不象《伤寒论》一书那样,不同的版本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但是与《邓珍本》在文字和段落上的差异仍多达近两千处!可以说几乎是全方位的。在名称上存在书名、篇名、方名、药名等不同,在次序上存在署名、篇目、脉证、方剂、药物等参差,在方剂上存在药味多寡之差、计量轻重之别、制法用法之异,等等。《吴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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